自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白静浦


　　在我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犯罪行为分割时，可以通过公诉或自诉途径来保护。在公诉程序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关作为后盾，被害人只需报案，接下来的调查取证、抓捕罪犯以及向法院起诉等大量工作均由公安、检察机关完成。被害人要做的就是如实了案、客观陈述，他并不具有举证的主体地位。而在自诉的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类似原告，是积极的举证主体，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因而，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各种证据要由自诉人自行收集，没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关，自诉人往往难于广泛、有效地收集各种证据。可以说，相对于公诉案件，这时的自诉人是独立的，他的各种权益获利保护的力度不够，若举证不足或困难，那么自诉人的胜诉率就会大大降低，显然，这不利于打击犯罪。故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国家干预；其次，应严把立案关，不应随便扩大自诉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随意放宽对自诉案件的立案证明要求，要对当事人负责。
　　一、关于加强国家干预的思考
　　刑事自诉案件在刑事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二类，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贪污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即所谓的“公诉转自诉”案件。第三类案件与前两类的区别是明显的，而第一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第二类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自诉案件之间有无区别呢？对此有两种观点，即“相同说”和“不同说”。认为我国法律中只有公诉权与自诉权之分，而自诉权中并无分别的是相同说，这两类案件适用的原则和程序是一致的，没有区别；认为这两类案件的区别在于起诉书主体不同的是不同说，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其只能由自诉人行使诉权主体是单一的，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诉权主体是混合的，可以是自诉人也可以是公诉人。笔者倾向于不同说。第一类案件所侵害的直接客体主要是公民个人的权利，而第二类案件侵害的直接客体种类就比较复杂。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案件：（1）故意伤害案（轻伤）；（2）重婚案；（3）遗弃案；（4）妨害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7）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8）属于刑法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那么，这些轻微刑事案件是否一律属不堪入目在诉案件呢？一种观点认为，凡上述八种轻微刑事案件，都属于自诉案件范围，不能进入公诉程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述八种轻微刑事案件既可属于自诉案件，也可以属于公诉案件，划分标准就是看被害人有无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被害人有足够证据的，就属于自诉案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没有足够证据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立案侦查。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这八种轻微刑事案件既可自诉，也可公诉，从而使得被害人在举证不足时可以获利国家侦查机关的帮助，通过国家机关的干预，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保护。何为国家干预？笔者诉讼辊指国家有权机关通过法定程序，运用自身职权介入案件的侦查、起诉，保障法律的实施使被害人权利得以保护的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国家机关的义务，且依职权行使，当然也可依自诉人的申请而行使其目的就是真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严把立案关，减小自诉案件收案范围
　　观点一：认为证据的“足够”和“充分”程度应为被害人实现胜诉权的要求，不应成为实现起诉权的要求。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从立法本意来看，法律之所以把一些案件列为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主要是考虑这些案件不复杂，原被告明确，一般不需要专门的侦查机关侦查就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仅通过法庭调查就可以认定事实，作出判决，充分体现了司法效率和经济效益。法院通过对告诉的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也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审结案件。现实中，被害人及其委托律师对取证确实力量有限，不如公诉案件中国家侦查机关可以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准确、及时、全面地取得相关罪证，但这并不能尤为被害人可以用欠缺证据起诉立案的理由。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又未能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应当……”，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已删云了这条，也就是说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完全由自诉人承担，自诉人如果举证不能就会败诉，这种风险不会因为法院降低立案门槛而降低，相反，严把立案关，通过国家干预及其他制度完全可以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实践中，在自诉人起诉之前一般说来都经过公安机关的先行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确有侵害事实，而证据又不足的，公安机关应该立案侦查，经过侦查，对于符合公诉要求的，应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对于符合自诉案条件的，可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诉，有关的证据材料应允许被害人及其辩护人调取、复印、摘抄。
　　观点二：认为自诉案件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和和解，既然能调解与和解，那么法院对证据就不必要求太高了。对此笔者也不能完全赞同。法律设立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和解程序，并不是以证据不充分为前提，最终目的是提高办案效率并将矛盾及时化解，其前提仍然是需要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调解应该加以控制，毕竟自诉案件也是刑事案件，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可以充分体现法律的威严。但调解的适用也会使当事人产生错觉，即出了事也没关系，只要赔偿自诉人的损失就能解决问题，金钱和刑罚现上了等号，同时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使得刑事案件民事化的倾向很明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自诉案件应加强国家干预，扭转被害人举证困难的不利局面，同时应当减小法院自诉案件的收案范围。
建设工程拆除重做的，材料残值的归属

上海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乙钢结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施工方应当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竣工完成后，经鉴定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拆除重做，并且施工方不具备承揽相应工程的施工资质的，应当由建设方委托具有施工资质的其他企业施工，由承包方承担相应的重修费用；对于建设工程拆除下来的材料归属，由于承包方已经根据其过错责任赔偿了建设工程拆除重做的费用，故建设工程拆除下来的材料应归承包方所有，
上海乙钢结构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由上海丙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由上海市丙建筑工程公司总包。在该工程项目中，乙公司将新建车间屋面等安装工程直接分包给甲公司施工。甲公司签约后，开始实际施工。2005年6月6日，乙公司聘请的监理单位对本案工程的分项工程质量通过了验收，但书面验收单上注明的施工单位为上海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嗣后，乙公司接收并使用该工程。 2005年8月，由于麦莎台风的影响，甲公司完成的钢结构屋面部分彩钢瓦被刮飞，乙公司遂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经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站进行质量鉴定后认为：施工方是引起本案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方，应对该屋面的钢结构屋面板全面拆除后重作。对重作的费用，经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鉴定后，鉴定结论为：本案所涉上海市奉贤区临海工业区工业大道钢结构厂房项目工程总价为4,044,935元。甲公司为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本案钢结构屋面的南北向宽度为27米，总长约141米，东西向柱距9米，总长约252米，就工程规模，已超出甲公司专业承包范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屋面拆除重做工作的承担者及拆除下来之材料的归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由于质量鉴定单位已明确该工程需重作，而甲公司又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故由甲公司重作的条件不成就，甲公司应就重作费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对彩钢屋面进行重作后，原有屋面材料尚存的残值，考虑到甲公司对引起本案工程质量负有主要过错，故在乙公司负担了30%的重作费用后，法院酌定该些原材料归乙公司所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甲公司承建了乙公司的新建厂房钢结构安装工程，现其中屋面部分因质量不合格需拆除重做，按理应由甲公司将屋面拆除后重新安装至符合要求为止，现由于甲公司缺乏相应的施工资质，故拆除、重做的工作只能由乙公司委托其他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企业承担，甲公司根据其过错责任比例承担拆除重做的损失赔偿费。关于屋面拆除下来的材料归属，由于甲公司已经根据其过错责任赔偿了屋面拆除重做的费用，故屋面拆除下来的材料应归甲公司所有，原审法院将之判归乙公司，所作处理欠妥，依法应予纠正。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06）奉民一(民)重字第2703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813号

三、基本案情
　 上海乙钢结构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由上海丙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由上海市丙建筑工程公司总包。在该工程项目中，乙公司将新建车间屋面等安装工程直接分包给甲公司施工。为此，双方于2004年10月4日签订《上海乙钢结构有限公司新建车间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甲公司承建乙公司位于奉贤区柘林镇胡桥社区的新建车间钢结构安装工程，施工范围为：车间混凝土入埋螺栓，柱系统、吊车梁系统、屋面梁系统、屋面檩条系统，墙面檩条系统钢结构，屋面彩板，四周墙面围板等安装；承包形式为包工不包料，所有材料由乙公司提供；该合同还对价款、付款方式、各方责任等作出了约定。在该合同上，甲公司签有公司合同章，并由周某某代表签字。
　　甲公司签约后，开始实际施工。2004年10月15日、18日，乙公司及其监理单位对隐蔽工程进行了验收，认为符合施工验收规范和设计要求。2005年6月6日，乙公司聘请的监理单位对本案工程的分项工程质量通过了验收，但书面验收单上注明的施工单位为上海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公司）。嗣后，乙公司接收并使用该工程。
　　2005年8月，由于麦莎台风的影响，甲公司完成的钢结构屋面部分彩钢瓦被刮飞，乙公司遂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
　　2006年1月10日，甲公司代表周某某在“情况说明”上确认：结算额为人民币（币种下同）1,400,776.75元，至该日止乙公司已经付款1,260,000元，余款140,776.75元作为质保金；确认甲公司在施工中未按工程要求（施工）少装支架，按照要求需装支架6万个，实际只装1.2万个，造成屋面施工质量问题，已经多次发生屋面彩钢瓦刮飞，引起严重物损；另还发生地脚螺栓失窃、施工中损坏彩钢板等事项。上述情况由甲公司承担，与乙公司协商进行解决。
　　由于双方对屋面产生的质量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乙公司遂诉讼法院。
　　由于甲公司对乙公司委托的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房屋质量检测站（以下简称建科院检测站）的鉴定报告提出重大异议，请求重新鉴定，原审法院重审中予以准许，并委托了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站对本案工程的质量进行重新鉴定。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站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了《房屋质量检测报告》，鉴定结论为：施工方是引起本案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方；修复意见为：1、应对该屋面的钢结构屋面板全面拆除，按规范图纸要求补足固定支架和螺钉后重新安装彩钢板屋面板；2、在拆除屋面彩钢板过程中，应精细化施工，尽可能保护拆除的屋面彩钢板，以便重新利用；3、对于损坏的彩钢板、采光板和保温棉应采用同等规格的材料进行更换。
　　对《房屋质量检测报告》，经庭审质证，双方对该报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采纳。但对屋面彩钢板拆除后的重新利用问题，乙公司认为会影响钢板的使用寿命，而甲公司则提出应重新使用。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站认为，对能否再次利用的判断非其专业范围，其只是给出比较经济的合理化建议。对此问题，法院在2011年4月12日的庭审中再次询问甲公司，甲公司当庭表示：为了利用而拆除的话，成本可能更高，精细化的拆除比造价还要高。
　　重审审理中，经上海市房屋质量检测站进行质量鉴定后认为：施工方是引起本案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方，应对该屋面的钢结构屋面板全面拆除后重作。对重作的费用，经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鉴定后，鉴定结论为：本案所涉上海市奉贤区临海工业区工业大道钢结构厂房项目工程总价为4,044,935元。
　　重审中还查明，甲公司为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本案钢结构屋面的南北向宽度为27米，总长约141米，东西向柱距9米，总长约252米，就工程规模，已超出甲公司专业承包范围。
　　乙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上海乙钢结构有限公司新建车间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一份，旨在证明双方就本案安装工程约定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承包形式为包工不包料，合同签约人为周某某。
　　2、情况说明一份，旨在证明甲公司代表周某某于2006年1月10日确认：工程款经过结算，其中乙公司已付款1,260,000元，余款140,776.75元留作保证金；甲公司未按工程要求进行施工，应安装支架6万个，实际只安装了1.2万个，造成屋面彩钢瓦几次被刮飞，致使严重物损等，上述情况由甲公司承担。
　　3、整改方案一份，旨在证明乙公司向法院起诉之后，甲公司向法院提交过整改方案。
　　4、质量检测报告一份，旨在证明建科院检测站作出了检测结论，认定本案工程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且专家认为全面整改即为重作。
　　5、造价评估报告一份，旨在证明本案工程重作所需费用为4,044,935元。
　　6、支票、现金签收凭据一份，旨在证明甲公司已实际收取乙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260,000元。
　　7、工程结算书封面页一份，旨在证明吴某某系甲公司人员；甲公司曾准备以其他单位顶替结算工程款，被乙公司拒绝的事实。
　　8、证明和发票各一张，旨在证明乙公司因抢修屋面已实际支出费用58,575.80元。
　　甲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
　　1、甲公司的施工资质证书一份，旨在证明其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为三级，承接本案工程系超越了资质等级。
　　2、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及附件，旨在证明实际施工单位为案外人丁公司，而非甲公司。
　　3、开工报告一份，证明内容同证据2。
　　4、竣工报告一份，证明内容同证据2。
　　5、工程结算书封面页一份（引用乙公司提供的证据7），旨在证明吴某某非甲公司人员，甲公司也没有收取过相关的工程款。
　　6、隐蔽工程验收单一份、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四份，旨在证明本案工程施工完成后，已通过乙公司及监理单位的验收。
　　7、腾讯网关于麦莎台风的报导二则，旨在证明造成屋面掀开、漏水系不可抗力引起。
　　对乙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甲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2，认为周某某系挂靠人，且其对工程质量的自认、工程款金额的确认及对外承担责任的确认等均未经得甲公司的授权；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只是基于弥补挂靠人的过错愿意承担整改责任；对证据4，认为该检测报告缺乏相应科学依据，是片面的，且全面整改和重作不应等同；对证据5，认为该评估报告是基于重作而评估，且造价按定额计算，故对评估的基础和结论均有异议；对证据6，认为对部分由吴某某收取的款项不予认可；对证据7，认为吴某某非甲公司人员；对证据8，认为发票并不能证明乙公司已实际支出该款项。
　　对甲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乙公司对证据1、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4，认为均系甲公司因缺乏相应施工资质，为验收之需而制作的备案资料，甲公司为本案工程的施工单位；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恰能反映吴某某系现场代表甲公司的施工人员。
　　对乙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证如下：证据1、3，因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纳；对证据2，因周某某为甲公司的签约代表，周某某在该工程中实施的行为代表甲公司，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甲公司享有和承担，故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4，因建科院检测站在鉴定程序中缺少通知甲公司到场的通知证明，且该站对全面整改等文字表述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而法院在重审期间要求该站进行补充鉴定，其也没有出具具体意见，故对该证明不予采纳；对证据5，因再次作出的检测结论已明确本案工程需重作，故该评估报告基于重作得出的结论，予以采纳。需说明的是，该评估报告虽已过评估基准日，但在征求乙公司、甲公司意见后，双方均未对此表示异议，故仍采纳该评估报告的结论；对证据6、7，因周某某在情况报告上确认过已付款金额，而总额中包含了吴某某的收款金额，即周某某认可吴某某的收款行为系代表甲公司，故对两份证据均予以确认；对证据8，因系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和发票，凭此不能单独证明案外人对屋面进行抢修的事实，而乙公司未能补强有关证据，故不予采纳。
　　对甲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证如下：证据1、6、7，因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纳；对证据2、3、4，因甲公司的签约代表人周某某对工程存在的质量予以了确认，且在法院组织的调解过程中，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基础关系并未提出异议，并递交了整改方案，而案外人丁公司向法院作出书面声明，指出该公司从未承接过乙公司的主车间工程，甲公司证据中加盖的丁公司印章非该公司印章，该公司对此事宜毫不知情，并保留追究不法人员刑事责任的权利，因此，该些证据在内容上虽表现为丁公司系施工单位，但实际的施工单位应为甲公司；对证据5，与对乙公司证据7的认证意见相同。
　　乙公司诉称：2004年10月4日，双方签订新建车间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甲公司承建乙公司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胡桥社区新建车间的钢结构安装工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工程图纸施工，造成工程安装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经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房屋质量检测站对本案工程作出检测，结论为“屋面存在质量问题及损伤较多，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应进行全面整改。又经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造价评估，全面整改的费用需4,044,935元。乙公司多次要求甲公司解决此纠纷，均未果，遂诉讼，请求判令：1、甲公司赔偿其因工程全部整修所需的费用4,090,000元（包含已发生的抢修费用58,575.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甲公司负担。
　　甲公司辩称，其确与乙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未履行的原因在于甲公司的钢结构承包资质不足。工程完工后，已通过竣工验收，乙公司也确认工程符合要求，现再提出质量问题，甲公司不予认可。乙公司将鉴定报告中的全面整改片面地理解为拆除重作，缺乏相应的依据，评估单位依据重作而得出的评估结论不应被采纳。另外，由于本案工程的施工材料均由乙公司提供，故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还应查明是否由于设计原因、施工材料原因所引起，并不能由甲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四、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