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困境及建议
刘同庆 (安徽省安庆市人，二级检察官，法律硕士)

摘 要：我国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庭审监督虚无，庭外调查和庭外程序监督缺乏，庭前请示无法监督，简易程序和自诉案件的监督空白。原因在法律规定的不具体，监督形式简单，检察院没有强制监督权。建议赋予检察院强制监督权，包括庭审监督处置权，庭外程序监督权，赋予强制抗诉权，确保检察监督权有效履行。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 纠正违法 抗诉

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院代表国家对法院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所进行的专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从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但因法律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可操作性差，权威性不强，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加强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手段，是当前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审判监督困境及原因
1.庭内监督与庭外监督
（1）庭审虚无监督
法律没有赋予出庭检察人员庭内监督处置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法院审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向检察长报告；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在庭审后提出。据此，检察人员对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无权当庭纠正。如此不仅使庭审违法成为既定事实，情节严重的甚至导致重新开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时间的不合理延长，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及时审判原则。法律的这种规定使得检察监督对庭审中的违法行为无法产生实质性约束力，导致庭审活动监督的虚无。
（2）庭外核证无从监督
法律规定，在法庭对证据有疑问时，可在庭外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查询、冻结；在发现有重要作用的新证据材料时，应告知检察人员和辩护人。但是否告知由法官决定，同时，法律对何为告知，告知后当事人有无申辩权等均无规定，从而为法官任意实施庭外调查权埋下了伏笔。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如何对法院庭外调查核证活动进行监督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收集、调取、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认为必要，可以通知检察人员到场。但仅限“认为必要”时，且是“可以”通知，不是“应当”，使检察院对该活动不能主动实施监督。实践中，法院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时违反程序规定，侵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个别案件的庭外调查已超出了核实证据的范围，而是收集新的证据，甚至开展侦查活动，对此检察院无从监督。
（3）庭外程序难以监督
由法院履行的庭外程序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但不限于法院应当依刑诉法的规定，在受理自诉案件后三日内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保障辩护律师正当行使权利，在庭前依法告知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相关诉讼权利、通知开庭时间和地点、向被告人及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或开庭通知书，依照规定送达裁判文书等。这些程序都关系到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案件审理过程中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是否合法 。如法院未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或就有关程序问题的决定违法，无疑侵害了当事人的相关诉讼权利。例如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送达裁判文书，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就不能在法定时间内申请检察院抗诉；如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被告人或其近亲属送达，则被告人的上诉权就无从保障。对法院是否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检察院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无法有效监督。
（4）庭前请示无法监督
独立审判包括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 。由于案件的多样性、复杂性，法定规定的不明确性，不同的法官对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导致法院对案件定性和量刑吃不准。实践中大量存在一审判决前，法院就某些个案向上级法院请示，根据答复进行判决的情形。这样不仅使一审法院丧失审判独立性，而且实质上形成未审先判和一审终审的事实，违反了我国两审终身制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与检察院的抗诉权，同时不合理的延长了审限，不利于及时审判。对这种违反审判独立精神的庭前请示，检察院无法监督。
2.简易程序、自诉案件监督空白
简易程序案件通常由法官独任审判，由于这些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一般不派员出庭公诉，尽管对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法院定罪量刑的监督，但仅局限于对实体判决的监督， 对庭审活动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或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等行为，无从知晓，也就无从监督。如果法院在审判程序上走过场，就会使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受到极大损害，最终损害当事人权益。
对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理所应当的包含在检察院审判监督职能内，但由于系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自诉，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原则上不介入程序，法院在调解或判决后不需要向检察院送达裁判文书，只能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向检察院进行申诉才能启动。而启动后的监督也仅限于再审抗诉权。抗诉的理由，又局限在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错误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对于法官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情况，无从监督；即使有上述情况，也不属于抗诉的范围。且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无法进行监督。使得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3.监督手段与监督效果
审判监督包括程序监督和结果监督。当前，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在程序上限于向审判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实体上限于向审判机关抗诉。方法简单，效果不理想。
（1）纠正违法通知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规定，如果发现法院或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检察院可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对何种情形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发出通知后，如果法院没有反馈或不被法院采纳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同时作为检察系统内部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如法院不接受该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院毫无办法。有的法院甚至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不但不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向检察院“对发”司法建议书，对抗纠正违法通知书，以报复检察院，使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徒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
（2）抗诉。抗诉是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进行实体监督的最重要手段。多年的实践表明，检察院抗诉工作不尽人意。抗诉的小案多，大案少；私益案件多，公益案件少。不仅抗诉率低，成功率也低。原因在于：
一是对抗诉标准理解不透彻，导致实践中抗诉仅局限于对案件定性不准确和量刑畸轻畸重方面，对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量刑偏轻偏重、适用缓刑不当等抗诉的很少，而对程序违法抗诉的几乎空白。
二是受质量考评机制制约，检察院因担心抗诉得不到上级检察院支持，而信心不足，不敢抗诉，也不愿抗诉。同时案件的实体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检察院担心抗诉会影响与法院的关系。因为法律的漏洞较多，对案件的定性时有争议，并且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与个人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弹性较大，如与法院关系不融洽，某些案件很可能被法院认为证据不充分而作出无罪判决，而根据现有考核机制，无罪判决对任何检察院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检察抗诉权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鉴于现有法律规定和考核机制，检察院提起抗诉都是慎之又慎的。然而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些法院不是严格执法，秉公办理，对检察院的抗诉，不是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而是尽可能维护本系统利益、声誉和权威，坚持已经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不是万不得已，坚决寸步不让，尽可能“维持原判”。面对这种情况，检察院是既尴尬又无奈。原因在于法律虽赋予了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但并没有赋予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强制权，检察院虽是监督者，但其抗诉意见，既不能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由中间机构来进行评判，而是由审判机关来来作出裁决，即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来对作为监督者的检察院的监督意见作出裁决，决定是否服从该监督意见。这就使得检察院的监督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对法院就失去了约束力，抗诉不能成功就成为了常态。
四是在客观上，由于法律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案件的复杂性和不可还原性，使得检察院和法院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也存在不同见解，导致双方在法律适用和证据采信上难以达成一致。同时法定的量刑幅度跨度较大，比如法律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八年的幅度，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更是含括了三个刑种。还有许多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从轻到减轻到免除处罚，其量刑不仅能跨越多个刑种，甚至能免予刑事处罚。这些规定，由于其刑期、刑种跨度大，又没有具体、详细、规范可操作的量刑准则，全凭法官自由裁量，使得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只要法院的裁判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即使明知该裁判有失公平，检察院也难以提出抗诉，即使抗诉也难以成功，这必然影响抗诉效果。

二、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建议
1. 赋予检察人员庭审违法纠正权，变庭后监督为庭中监督。当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发现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时，可视情况灵活地进行监督。如果违反程序情形轻微，可当庭口头纠正，督促法庭接受并改正。如虽违反法定程序，但不致影响公正审理的，也可以不当庭纠正，而在庭后向审判人员口头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再次出现同样问题，既保证庭审正常进行，又使庭审监督落到实处。如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比较严重，或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或会影响公正审理，或法庭对口头纠正意见不予接受，公诉人可建议休庭，并立即向本院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法院发出书面纠正意见。
2. 加强对法院庭外活动的监督。目前的审判监督仅限于庭内程序和审判结果两个方面，不合理的缩小了监督范围，应把监督扩大刑事审判的每个环节。首先要把法院庭外证据调查核实等庭外程序，庭前向上级法院请示等可能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督范围，尤其要加强对自诉案件的监督。同时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做出规范、合理、科学、操作性强的规定，使检察院能够真正履行对法院庭外监督职责。
3. 加强对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目前全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40％，检察机关有必要加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一是加大简易程序案件的出庭工作力度。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尽可能派员出庭，尤其是对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被告人可能翻供的案件、有辩护人出庭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害人要求检察院派员出庭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均应派员出庭。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旦出现不宜适用的情形，应及时建议法院变更为普通程序。二是对不派员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可根据具体情况派员旁听庭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对既未派员出庭，又未派员旁听的案件，要注意与法院沟通。三对简易程序案件应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加强对案件判决裁定的审查，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应依法抗诉，以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4. 赋予纠正违法通知书强制性效力。检察院依法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必须予以正式书面答复，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纠正，造成损失的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法院不进行纠正，或不通过书面形式正式答复，检察院可发出督促通知，并予以相应的惩戒。这需要在立法层面上规定相应的监督制度，赋予检察院相应的权力，在监督范围、内容、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等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检察院的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从，从而能够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
5. 强化检察抗诉权
⑴必须抗诉权。由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调查研究，根据法治的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规定和标准，当法院判决和裁定违反这些规定或标准时，案件承办检察院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请抗诉。如没有提请抗诉，或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抗诉，案件承办人必须书面说明原因，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不是正当、充分，可督促案件承办人提请抗诉，如案件承办人仍不提请抗诉，则根据相应规定和程序对其予以惩戒。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正当、充分，可不提请抗诉，但必须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同时将抗诉决定权配置给案件承办检察院的检委会，对检委会认为应抗诉的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支持抗诉（特殊原因例外，法律应作出例外规定）。作为配套措施，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科学设置考核目标，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减少考核机制对抗诉工作不应有的制约，以法律的手段督促检察院及时抗诉，扭转当前检察院不愿也不敢抗诉的局面，确保法律赋予的抗诉权得到切实落实。
⑵强制审判机关说明理由。对于检察院抗诉的全部案件，法院都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作出判决或裁定。如果法院“维持原判”，则必须在裁判文书上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如果检察院案件承办人认为法院说明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察委员会也认为法院的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以由检察长向人大报告，提请人大进行监督，由人大向法院进行质询，而法院必须予以公开答复。

张士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博士后


关键词: 资产追回/民事途径/优势与不足
内容提要: 利用民事程序进行资产追回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个重要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运行程序。无论资产追回国选择适用何种具体程序，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证据的收集与提交这两个核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资产追回国在具体适用民事途径进行资产追回时，还必须对该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战略性分析，有针对地予以适用。就中国而言，当前还必须解决好境外民事追回主体的确立、国有资产的范围与产权界定、国家的腐败犯罪被害人地位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遏制腐败及非法转移腐败所得犯罪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确保这类犯罪“划不来”。为此，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强制手段对腐败犯罪所得予以剥夺。若资产已经转移至国外，则通过刑事没收国际合作对腐败犯罪所得进行没收，然后将没收的犯罪所得归还给来源国。这种通过刑事司法合作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强调国家以公法主体参与其中，资产追回法律关系体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资产追回或返还行为表现为具体的国家行为。比较而言，刑事途径由于有国家强制力量做后盾，最为迅捷、有力。而且由于大量的调查工作往往由被请求国执法机构完成，资产追回国一般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此种追回途径还具有价格优势明显等特点。[1]（P585）

但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于对对方人权、司法、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信任。这种信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刑事领域的合作。信任度高，引渡、取证、追赃，都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如欧盟内部国家；信任度低，罪犯一出国境，本国司法部门只能束手无策。即使有了信任度，严苛的刑事程序，也会限制追回资产的效率。为保障人权，各国往往对刑事程序设置高度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相应，为追回资产，资产追回国必须先由本国法院开出没收令，再请求对方司法部门配合。其中，从没收判决的承认，到扣押、冻结、划拨财产，再到申请执行，返回资产，每一步推进，都要经过冗长的司法审批程序。走到最后，还得应付对方资产分享的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运用民事法律实施资产追回。但是，相对于资产追回刑事途径，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是一个较为新颖的事务，而且由于不同国家对于该制度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民事程序在资产追回活动中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追回国利用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基本方法、实际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优势与不足等进行深入分析，以便资产追回国尤其是中国能够策略性地选择适用该途径。

二、民事途径的具体运行程序

目前关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国际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按照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1）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2）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命令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向受到这种犯罪损害的另一缔约国支付补偿或者损害赔偿；（3）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在必须就没收作出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所主张的合法所有权。（注：参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相应，资产追回国可以将上述规定转化为三种不同的具体追回措施：一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确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以确立对腐败犯罪资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二是在资产所在国提起侵权民事诉讼，通过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事实证据，请求资产所在国法院支持其侵权损害赔偿或补偿请求；三是以没收对象合法所有人的身份参加资产所在国没收程序，通过提交所有权合法证明，直接取回资产。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产追回国无论采取何种具体追回措施，其追回行动都必须以民事法律规则——财产法或者侵权法作为诉求基础，承担纯粹的民事举证责任。这种利用私人性质的民事程序追回资产的方式也被称为资产追回民事途径，[2]其主要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是私法行为，遵循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规则，体现为超出一国范围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或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三、民事途径实际运行中相关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上述具体追回措施，并不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就能够自然实施追回行为。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该途径实际运行中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具体追回方案。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合理确立追回主体，收集并提交符合资产所在地民事程序要求的相关证据。

（一）追回主体的选择与确立

如前文所述，民事追回既可以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也可以发生或者私人与私人主体之间。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资产追回国可能会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当资产追回国以国家名义在资产所在国进行独立的民事追回，尤其是进行民事诉讼追回时，国家是否有资格进行这样的追回？二是如何在是以国家名义还以私人名义进行民事追回之间进行选择。

1.国家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这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实施资产追回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国家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在其他国家参加民事诉讼既符合国际习惯法要求，也符合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奥本海国际法》指出：“承认新政府或新国家的后果，比较严重的有下面几种：……（3）新国家或政府因此取得在承认国家法院中进行诉讼的权利，至少按照英国法，新国家或政府在以前是没有这种权利的。”[3]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国家或政府的承认之后，该另一国家将自然获得在该一个国家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这是国家承认或政府承认的法律后果之一。再者，按照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5条规定：“一国本身及财产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但是，公约第7条、第8条和第9条又规定了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即国家明示同意行使管辖、参加法院诉讼、遭致反诉等例外情况。其中第8条关于“参见法院诉讼的效果”是指，该国本身提其诉讼或介入该诉讼或采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的国家主动行为。（注：参见《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8条.）这意味着，只要国家愿意放弃司法豁免权利，将自动获得与法院地所辖一般民事主体一样的诉讼主体资格，同理，也将承担相应诉讼法律责任。

另外，外国政府在本国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还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国内法的支持。例如，为支持迅速退回非法获得的财产，澳大利亚2002年的《犯罪收益法》推出了追查、限制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制度。依据此项法案，当犯罪行为在澳大利亚境内发生时，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防止和打击腐败行经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A/60 /157）（R），第11段。）韩国也允许外国政府或国民利用民事诉讼程序返还非法来源资金。有关外国（或一外国国民）可以直接在韩国法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将这种资金移送回来源国。不得因为当事方不具有韩国国籍而不准参与诉讼。如果提出的要求被裁定合理，非法来源资金将返还来源国。（注：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关于腐败行经及非法来源的资金的转移》（A/57 /158）（R），第38段。）

2.提起诉讼的主体代表问题。民事诉讼的原告一般应当是“真正的利害关系人”，或者说是对诉讼标的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在实施资产民事途径追回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分析谁更具备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以避免出现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败诉的现象。（注：2009年2月以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应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兔首铜像拍卖案中，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曾作为原告于2月19日请求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停止该拍卖行为，但法院紧急审理法庭23日傍晚作出裁决，驳回了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腐败犯罪中，非法获取资产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活动：贿赂和盗用国有资产。其中，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侵害的其他当事人的直接利益，而盗用国有资产则侵害的国家或当局政府，既包括直接把资金从公库转入个人账户，也包括以实物形式偷窃国有黄金储备和自然资源，以及挪用收入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再者尽管不像其他犯罪那样，如故意伤害、盗窃等，腐败犯罪经常没有明显的受害人。但是，腐败犯罪确定无疑不是“无受害人”的犯罪，在多数情况下，受害人就是国家，侵害的客体就是“公共利益”。[4]因此，腐败犯罪受害国还可声称国家的一般利益和公共行政管理受到腐败犯罪的侵害，作为损害补偿和恢复国民生活质量与政府运转能力，必须就腐败犯罪非法所得提出诉求，以获得补偿或赔偿。相应，国家或政府还可以在被请求国法院依据侵权法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被请求国已开始诉讼，诉请因腐败犯罪分子的腐败或恶意管理而受到损害，而要求获得补偿或赔偿。（注：关于这一点，部分国际公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5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实体或者人员有权为获得赔偿而对该损害的责任者提起法律程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解释性说明指出，“实体或者人员”一语应当理解为包括国家以及法人和自然人；本条的用意是确立一项原则，这一原则是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建立机制，允许遭受损害的个人或实体在适当情形下对腐败行为实施提起法律诉讼，例如在这些行为与将被提起诉讼时的所在地缔约国有必然联系的案件中。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国应当根据本国国内法，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人有权提起诉讼以获得对该损害的补偿。）当然，当国家作为腐败犯罪受害人申请补偿或赔偿时，由于国家或政府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仅不能确定精神损害，而且很难估算物质损失的数额，往往导致国家申请补偿或赔偿失败。

因此，为确保境外诉讼取得成功，资产追回国必须对腐败犯罪进行充分分析，当腐败犯罪直接侵害国有资产时，可以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提交资产合法所有权证明，获得对该资产的所有权并取回资产。当腐败犯罪涉及贿赂等行为时，可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以腐败犯罪受害当事人身份在资产所在地进行民事诉讼，以最终取回资产。另外，如果选择以国家或政府名义在资产所在地进行侵权诉讼追回时，还必须充分考察诉讼地国家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或赔偿的国内法规定，合理核定本国受到的损害数值。

再者，在利用国家本身进行民事诉讼追讨资产的案件中，民事诉讼的相关费用将由提起诉讼的国家支付，但是由于对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的担心，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都要求出示一些证据，表明原告或申请人在法院管辖区内拥有资产，才能接受依法进行的民事诉讼，或要求某种形式的担保押金，以便以后在判决不利于原告时也能收取审理费用。如原告为外国，则这种关注更加明显，因为外国在败诉后可能利用豁免权拒付费用或裁定的损害赔偿。如《法国民法典》第16条由1895年3月5日的法令作出了修改后规定：“外国原告或相互诉讼人在所有案件中都义务提供担保，以确保因诉讼而引起的花费和损害得到补偿，除非他在法国拥有与支付其债务相当价值的不动产。”[5]

鉴于此，资产追回国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原则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考虑本国财政法律体系，分析败诉的支付风险，选择以国家本身作为原告，还是授权有关机构或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在追回程序中代理国家行事。当创立代表国家的“独立法人”作为原告追回资产时，该“法人”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或由国际赞助的某种形式的实体。它在民事诉讼中就是请诉人或原告，并因此在这种诉讼中也是判决的接受人和司法命令的主体。可以向其转让或转卖权利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追回的任何资产的转让以及所涉任何债务的资金筹措就是该代理人与请求国之间的契约。

（二）证据的收集与提交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程序举证的基本原则。相应，证据的收集与提交对于资产追回民事途径的成效具有直接决定作用。但是，在腐败犯罪活动中，由于洗钱活动盛行，以及资产所在国对跟踪、确认资产国际法律合作的限制等，使得发现、跟踪并确认腐败犯罪资产变得十分困难。对于腐败犯罪人员而言，盗窃并享用公共财产涉及两个关键步骤，即盗窃资产，然后在国内外进行洗钱从而使这些资产看起来合法。[6]从一定意义上讲，洗钱是腐败犯罪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犯罪活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在于隐藏、模糊资金的来源、所有者、控制和运行轨迹，切断腐败资产与腐败行为人之间的联系，降低所盗窃的资产被侦察发现的机率。[8]（P13）

目前，随着国际社会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洗钱犯罪手段也不断翻新，不仅有简单的在线交易，也有利用空壳银行、隐名托管、匿名资金等工具进行的复杂洗钱，进一步增加了腐败犯罪资产的发现难度。正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科斯塔所说：“资产追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随着金融中介机构发明新规定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旦被窃资产离开受害国，它们就会被巧妙地分割，藏在众多的金融工具之中，难以发现和获取。”（注：参见联合国电台2007年12月26日专题报道：联合国发起“追回被盗财产之友倡议”）

这要求资产追回国在民事途径追回过程中，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收集并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或受到腐败犯罪侵害的证据。其中，在提交相关资产所有权证明时，必须密切关注资产所在地关于物之所有权法的规定。因为，按照国际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确权诉讼一般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实体准据法，[7]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物权的客体范围和保护方法等准据法一般都适用物之最后所在地法。比如，《埃及民法典》第18条规定：“占有、所有以及其他物权，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使用导致取得或丧失占有、所有或其他物权发生时该动产所在地法。”因此，资产追回国必须认真研究拟开展确权诉讼地国家关于物权保护的民事实体法律，按其要求提交符合其法院认可标准的所有权或产权证明。在提交受到腐败犯罪侵害证据时，资产追回国一般需要证明三个事实：一是证明被告实施或命令实施腐败行为，包括应该制止但未制止腐败行为；二是原告受到了损害；三是腐败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一般联系。（注：参见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第4条。）

在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资产追回是一项涉及多个法域的活动，有关证据无法完全实现境内取得，往往需要其他法域的协助。但是，多数国际公约未表明可以通过司法协助程序获得民事诉讼的证据，而且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允许将在刑事司法协助过程中获得的证据用于刑事以外的用途。长此以往，作为司法协助请求而获得的证据对于民事诉讼将毫无用处。事实上，把腐败公职人员送到法院接受审判和通过民事程序追回其非法获得的资产很难在刑事和民事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因此，各国应考虑允许在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中获得的证据在民事程序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