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 教育部


全国妇联
教 育 部

妇字〔2004〕4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的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全国妇联、教育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意见》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特别指出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并明确要求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重要责任。各级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充分认识发展家庭教育对于优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殊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家庭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工作网络中的重要基础作用，进一步增强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担当起这一光荣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二）多年来，各级妇联与教育行政部门密切合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家庭教育工作“九五”、“十五”计划，积极推进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建设，努力发展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促进了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和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面对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的家庭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尚未形成，家庭教育工作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各级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贯彻《意见》精神，做好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工作，作为本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紧迫和长期的任务，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工作全局，切实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密切配合、各司其职，整合资源、发挥优势，以求实创新的精神，把家庭教育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二、准确把握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四）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部署，认真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目标和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围绕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四项主要任务，针对新形势下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积极探索家庭教育工作的新规律、新机制、新对策，立足于提高家长素质和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切实做好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各项工作，加快家庭教育工作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进程，促进家庭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为培养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贡献。
（五）家庭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教育和引导家长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树立为国教子、以德育人的思想，改变重智轻德、重知轻能的倾向，重视子女思想品德教育，促进子女全面发展。二是教育和引导家长掌握科学教子知识，实现教育角色和教育方式的转变，从单纯教育者转变为共同学习者，由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增强家庭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教育和引导家长加强自我约束，重视言传身教，以自身良好的品德修养、行为习惯影响子女，努力建立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为子女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四是教育和引导家长拓展家庭教育空间，支持子女参加社会实践，主动配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促进“三教”结合，实现家庭教育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三、着力抓好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重点工作
（六）全面落实工作规划。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努力抓好“十五”计划目标的监测评估，与各地儿童发展纲要目标的监测评估相同步。通过评估，进一步总结经验，交流成果，查找差距，完善措施，确保“十五”计划目标的如期完成。全国妇联、教育部将在部分省区市组织抽查评估，重点检查落实《意见》精神、推动家庭道德教育工作的新举措新发展，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计划》。各地也应从实际出发，着手考虑制定新一轮家庭教育工作计划。
（七）认真组织科学研究。要依靠各级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家庭教育实验研究基地，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和中小学校，组织开展家庭教育的专项研究和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应用研究。要针对当前家庭教育中的突出矛盾和难点、盲点问题，确定研究目标和重点研究课题，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完成一定数量的调研任务，形成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并注重成果的转化和实际应用，不断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指导水平。全国妇联、教育部将适时召开家庭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
（八）大力发展家长学校。 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到“十五”末期，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至少有一所家长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其实施指导，在师资队伍、教学要求、硬件设施、教学效果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要不断拓宽家长学校的办学渠道，依托社区和农村各类阵地和设施，大力创建社区家长学校、村镇家长学校、流动人口子女家长学校，以及亲子苑、家庭教育网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探索建立机关、行业和企事业单位家长学校，以满足不同群体家庭教育的需求。要认真组织实施《关于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突出抓好规范管理、师资培训和教育材料编写的工作重点，不断提高家长学校的办学质量。
（九）切实加强骨干培训。要把加强骨干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要依托家庭教育学会、研究会和各级各类教育活动阵地，层层举办家庭教育示范培训班，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训一批家庭教育工作骨干。教育行政部门要运用所属教育资源，结合校长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围绕家长学校建设，对中小学校长、德育课教师、家长学校教师定期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壮大家庭教育专家队伍、讲师团队伍、宣传工作队伍、专职工作者队伍和社区志愿者队伍，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传播家庭教育知识、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中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十）广泛推进宣传实践。要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和各类宣传阵地，集中开展强势宣传，大力弘扬家庭道德教育主旋律，广泛传播家庭教育知识和成功经验。联合有关部门，以家庭道德教育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上下联动，在全国实施“六个一"工程，即：喊响一个“为国教子、以德育人"口号，推出一批家庭道德教育丛书，组建一批家庭教育讲师团，培训一批家庭教育工作骨干，发展一批示范家长学校，表彰一批家庭教育先进典型。并把这项活动与评选文明职工、创建学习型家庭、五好文明家庭、小公民道德建设等活动有机结合。通过宣传实践活动，扩大家庭教育工作覆盖面，营造人人关心、重视、支持家庭教育的舆论氛围。
(十一)积极实施实事项目。针对新形势下广大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的需求，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优势，继续为家长和儿童办好事实事。要面向家庭，有计划地编写推荐家庭道德教育指导用书，组织家长多读书、读好书，为家长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要重视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进城务工农民家庭的未成年人子女教育，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服务。要面向家庭，积极推进绿色上网工程，鼓励开发健康的网络游戏和学习软件，丰富家庭文化生活，净化家庭网络环境。要进一步加强源头参与，积极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和完善各项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努力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积极构建家庭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十二）健全组织机构，提供领导保障。各级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将家庭教育工作纳入部门议事日程和教育发展规划，并积极争取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推动这项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要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明确部门分工，细化目标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形成工作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党政重视、妇联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家长参与的社会化家庭教育新格局。
（十三）增加必要投入，提供资源保障。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推动研究和出台各项扶持政策，为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政策支持。要增加对家庭教育工作的必要投入，力争把家庭教育业务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设立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培训、组织研究、阵地建设及表彰先进等。努力发挥部门优势，整合内部资源，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障，为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开发资金来源和设施、活动资源，形成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社会合力。
（十四）完善考核制度，提供监督保障。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要根据各自的分工，把家庭教育工作列入部门工作的考核内容和干部考核范围。中小学校要将其纳入学校德育工作的综合考评指标。要积极推进家庭教育工作评估体系建设，从各地实际出发，制定科学规范的监测评估方案，量化细化家庭教育工作指标，加强检查和监督，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措施落到实处。要探索推行合格家长资格证书制度，完善对各类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的组织管理，促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全国妇联 教育部
2004年10月25日



客观归责论基本构造的辨析

李哲

摘要：客观归责论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刑法学界乃至欧洲刑法学界讨论得最频繁最热烈的刑法学理论问题。该理论倡导根据刑法法理的任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和结果给予客观归责。根据客观归责原则，客观目的性是决定归责的根本性要素，而这个要素决定于两个彼此互相决定的下位要素，即“行为的客观风险制造能力”和“规范的目的性”。根据这两个要素，客观归责原则包含三个判断标准：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以及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并未实质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的类型化基准。本文从规范刑法原理的立场出发，对“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进行浅析，尝试以不法理论诠释上述判断标准的内涵。

关键词：客观归责论 行为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





一、客观归责论构成要素的辨析

1、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

所谓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足以引起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法律上重要的风险，从规范角度看，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要求，违反了禁止或命令规范，换句话说，从刑法法理任务来看，立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危险的，需要加以禁止。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未制造风险的行为，以及虽制造了风险，但所制造的风险并非为被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行为，均不能进行归责。

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在法所重视的范围内提高风险，而只是构成一般社会上认为正常的行为，则可认为并未实现构成要件。这些行为当然不是没有促成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一般的生活风险，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例如怂恿他人登高山、潜水、在雷雨交加之际外出等。若不是对法规范、法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以相当的方式加以侵害，即使出现了法益损害的结果，也只能视为意外，不能对行为予以归责。

只有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才被认为满足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条件之一，而和制造风险一致的概念是增加风险、提高风险，而并非降低风险。①故而降低风险的行为，毫无疑问不具有客观归责性。这里经常有两个例子被使用。一是甲看到一块石头砸向乙的头，出手挡石头，以致石头砸到了已的脚。甲的行为造成了乙的脚受伤，但若非甲的行为，乙就有生命危险，故甲的行为被认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二是甲看到乙欲偷盗1000元，便劝乙少偷点，只偷盗500元。乙听从甲的话，只偷了500元。若非甲的行为，则财产的损害较大，故同样认为甲的行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笔者认为，纵观上述两个案例，从形式上看均为对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减轻，但对于未然法益侵害状态与已然法益侵害结果的比较，是否仅止于以法益均衡比较为唯一归责标准，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此类型化基准。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若扣除排除归责的事例不论，客观归责论的实质基础仅止于建立在行为与结果的“相当的”合法则条件之上。若将事件性因果法则从构成要件的概念中剥离，相当性的合法则条件不再是客观归责的实质基础，则可促成客观归责论发展出切合“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此类定义的积极归责基准。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解答客观归责论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客观归责论仍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刑法理论基础上，而所谓的“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以该刑法理论为其根源。

从形式上看， “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依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所确定。认定的依据在于，若行为人的行为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则认为是“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为实现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正是立法者所认为的“制造了足以引法益侵害结果的重要的风险”的行为，因而予以否定评价。

从实质上看，应以不法理论检验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而不法理论以违法性为其实质性违法要素。于此，有着眼与“违法”是对法规范秩序的违反的“行为无价值”论以及着眼于“违法”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结果无价值”论。其中，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法秩序的精神、目的，违反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对于违法性的判断，最基本的是重视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在这里，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直接关系到行为的违法性问题，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恶性与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所以，行为无价值是对于与结果切断的行为本身的样态所作的否定评价。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时，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如何，都应该肯定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结果无价值是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所作的否定的评价。②目前，实质的违法性论中，除了上述两个理论外，还存在试图兼容上述两个理论的“二元论”的存在，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违法性的实质不仅是对法规范的违反，同时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坚持“行为无价值”或“结果无价值”均具有片面性。若仅仅违法了法规范秩序，但没有侵害任何法益，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是“违法”，同样，若仅有法益受侵害或威胁的结果存在，但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规范或法秩序，只能认为该结果的出现是“意外事件”，不能认为行为人“违法”。

若本着“二元论”的立场，则能够轻易回答客观归责论的法理依据。所谓“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规范与法秩序，亦即“行为无价值”，其判断的基点是根据行为的一般情况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若能够得出肯定结论，则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面。所谓“实现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亦即“结果无价值”。此时，行为的危险性由抽象的危险上升为具体的危险并得到实现。若没有实现风险，仅构成对法益的威胁，则成立未遂犯。在此基础上，由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限制客观归责的适用范围，从而形成完整的客观归责论。

通过以上解析，笔者认为，“违法性二元论”是客观归责论的刑法法理依据。回答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以及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均需以其为根据。在看前面的案例，案例一中，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是“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是因甲的行为不具有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否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非“行为无价值”。而案例二中，由于存在犯罪形态的制约因素，减低盗窃数额从客观上看并不能排除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肯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因而应对行为予以否定评价。虽然确实降低了财产的损害，但不应视为降低风险的行为。在这里，肯定行为人的行为非“降低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重心在于并非风险没有被降低，而是行为本身不能认定为降低风险的行为。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而风险是否被允许，以风险是否足以导致法益受害为判断依据，风险能否导致法益受害，有一般生活经验上的客观标准可循，与行为人如何认定或有无认识并无关涉。③而若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则必然论及主观违法性要素，似改变了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何解？

事实是自客观归责论发展至今，从未否认过除客观归责判断之外，还需要作主观构成要件判断，其判断的准据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行为客观面的判断若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客观构成要件合致。而若行为的主观面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合致。该理论称为“对应理论”。根据对应理论判断构成要件合致性，则客观归责意图将故意的判断决定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功能无法得到彻底印证，因故意所认识的对象，亦即用作判断标准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为判断者从行为外观所认定的，一为行为人自己的认知。在存在错误的情形，根据行为外观解读的客观构成要件，其实仅是依客观面进行判断，并非和行为人的认知相符，导致依据“对应理论”对客观面和主观面分离判断中，客观面判断经主观面判断之后可能被推翻，或无法确定应依据哪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因为着手实施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依行为人的故意所确定。故此，行为人的主观面有不法的定向作用，甚至是决定行为不法色彩的主要因素。④

另外，从刑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客观危害是犯罪人客观上所具有的某种属性，该属性是建立在犯罪人客观行为状态之上的行为事实。其中，刑法中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其特征包括心素和体素。所谓行为的心素是指意思决定与意思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意思支配下的举止，才能归属于人的行为，人的意思是行为的必备要素。而体素即指身体的动静，是行为的外部表现。心素和体素同时具备的行为，才是刑法上的行为。⑤据此，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是对行为心素的客观价值判断，并非在责任层面对其进行检讨，这与客观归责论倡导的客观目的性是合致的。

2、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

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例如受枪伤的行为人送医救治，在医院被火烧死，虽然开枪的人制造了风险，但并没有进一步实现该风险，这实际上是没有实现构成要件，故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⑥

在传统所认为的因果流程错误的例子中，所谓的不重要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仍然能够以该原则进行检验。例如“韦伯的概括故意”，行为人将人杀死后埋葬，实际被害人是死于因埋葬引起的窒息，而并非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传统理论以“概括故意”来忽视因果流程的偏差而实现归责。若应用该原则，这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故意的问题，而是客观构成要件有无实现的问题。行为人不但制造了风险，而且该风险依然实现了，故应予以归责。

除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外，尚需该风险被实现，如果风险被实现了，并非被法所不容，例如某人超速之后减速并保持了限速，但减速后，却撞了人，虽然其在超速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在减速时，并没有将这个风险实现，因此不可予以归责。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则仍然不可归责。例如牙医为某人拔牙并实施麻醉，此人死于心脏衰竭，其在事前确已告知牙医其心脏有问题，但牙医没有依规定找麻醉师而自行实施麻醉，事后确定，即使经麻醉师检查，也无法查出此人的心脏问题，而此人只可能因麻醉程序而延后死亡时间。在该例中，牙医会同麻醉师的义务这一规定，其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延长被害人的生命，因此该结果并非是规范保护目的所要保护的结果，故不应予以归责。⑦

根据笔者前论的观点，认为客观归责论可视不法二元论为其法理内涵，以“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则导致一个重要疑问的产生。客观归责论者通常认为，对于“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这个要件，若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但若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未遂犯的实质是对法益所产生的威胁，就此而言，应该纳入“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范畴。但“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却排斥对未遂犯的论理，原因如何。